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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明:中国之治与世界精神构建-儒学讲师

儒学讲师

杨朝明:中国之治与世界精神构建

发布时间:2021-02-27   作者:杨朝明  来源:孔子研究院

编者按:9月27日,“2020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 第六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举行,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研究员以《中国之治与世界精神构建》为题作了主旨发言,现转发于此,以飨读者。

  中华文明是独立孕育、成熟发展的文明系统,在漫长岁月中沉淀形成了独特文明模式,具有了独特的精神文化标识。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华文明五千年一脉,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国之治是中华文明之树缔结的硕果,是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新时代落地或载体,也是新时代中华文明传续的根本保障。聚焦当下,中国之治作为新型的国家治理体系,体现着对解决人类面临共同问题的中国智慧,更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一、内生演化:五千多年的文化硕果

  正如“服务人民,奉献社会”是人类社会迄今最先进的人生追求一样,“以民为本,国泰民安,天下大同”正是人类社会最先进的政治追求。这样的基因在中华文明很早的邦国时代就已经清晰坚定、先进而成熟。

  夏朝之前,尧曾对舜谆谆教导:“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尧告诫舜认知天命,履行天命,诚心诚意地奉行中道,以求社会和谐,四海安泰。西周初年,周公倡导“敬德保民”,制礼作乐,将政治与伦理相融合,使礼乐文明成为中华文化的底色,从而诞生了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盛世“成康之治”,“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

  春秋战国之际,天下无道,礼坏乐崩,中国历史处于大转型、大变革之中。孔子集夏、商、西周三代文化之大成,孔子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和弟子后学周游奔波,以求经国济世,希望人心和顺、社会和谐、天下和平。孔子虽然没有说服那时的君王,也看似没有走出时代困局,但时势困局毕竟锻造了孔子和儒学。正是由于这样的困局,让孔子有更多更深的思考,使他们对于政治文明追求、中华文明底色、人类文明根基的思索更深沉,表达更周详。

  东汉王充称“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孔子继承了文王、武王的政治理念,董仲舒则继承发扬孔子的政治学说,实现了孔子当年渴望实现而终未实现的政治实践,引导了中国的政治文明。

  在中国二千多年的社会发展历程中,制度的变革发展、缝缝补补是常有的事,但是制度框架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中国历代王朝如一条稳健航行的巨轮,即便是换了舵手,也并没有改变它行进的方向和动力系统。近代以来,这艘巨轮遇到了正面撞击,几乎面临倾覆的危险。于是,人们开始思考航向问题、道路选择、动力系统构建。在艰难困苦的现实面前,人们开始了正本清源的研究,看到了中华文化的特质,看清了帝制时代对孔子儒学的偏离与扭曲,主张返本开新、综合创新、革故鼎新,实事求是地继承发扬中国文化固有精神,新的制度文明体系慢慢建立和完善起来,中国阔步而自信地走上了民族复兴之路。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甘其美,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中华民族热爱和平,渴盼安居乐业,观其脉络,这样的政治追求自古及今可谓一以贯之。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中国走适合自身国情的中国道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华民族在漫长的艰苦奋斗过程中所形成的优秀文化,在现实社会不断得到继承创新和发扬光大。今天的中国之治,正是对中华传统文明坚持和发展、传承和创新的产物,今天的治理体系、价值取向等也是中华文明逐渐改进与内生演化的结果。

  二、一统多元:包容性与凝聚力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的石碑上,用多种语言镌刻着这样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中华文明有力量,正是源于建立在对于人心的思考上,中华先哲提出以“道心”引导“人心”,以“天理”控制“人欲”,予思想以正确的方向、正确的出口,这样的做法关乎建立真正的文明,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

  人心多元,“人心惟危”,人心凝聚尤其重要。中国早期思想家特别强调具有整体或共同意义的“一”。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多民族和谐和睦地共同生活在一起,中华民族“一”的思维不仅符合历史,而且顺应现实。中华思维的独特与智慧之处恰恰在于“一统”与“多元”的对立统一。在奋斗目标上一统,在具体措施上多元;在主流价值体系上一统,在阐释系统、表达形式上多元。

  今年以来防控疫情以及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局势显示了中国之治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稳定和谐,中国的制度体系也为许多世界有识之士所关注。在对外关系上,中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核心发力点,和平与发展、繁荣与富强是中国人民的向往和追求,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这是具有整体意义的“一”;同时,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其发展道路必然有自己的特色。所以中国之治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中国尊重每个国家的自主选择,尊重“多元”,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国内而言,中国之治定位清晰,目标同样指向“一”。实践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之治的载体“多元”,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法治体系、行政体制、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以及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各具特色。同时,中国之治的实践“多元”,省市实践、区县实践、乡镇实践、社区实践充满活力。

  在“一统”与“多元”的互动中,“共同体原则”与“主体化意识”让人关注。中国之治扎根于中华大地,秉持中华文明所固有的认知思维,反映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情操意志。“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新时代,中国之治将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

  三、荣誉与责任:精英的气质和素养

  清朝末年,时任日本教育部长的菊池男爵请辜鸿铭先生翻译《春秋》一书中“名分大义”, 辜鸿铭先生将其翻译为“荣誉和责任的重要原则”。他认为孔子所作《春秋》之所以取名于此,源于书的主旨在于给出决定民族兴起和衰落的道德原因——荣誉与责任。荣誉与责任是国家观念的基础,也是文明存在的基础。

  在中国式管理中,人们思考管理之道,最尊重和推崇孔子的 “政者,正也”,在孔子的思想中,为政即为正,为政者正才能引导天下的正。古代,“政”与“正”往往通用。政,就是端正。古代“大学”是“大人之学”,培养有格局、有情怀、有担当、有境界的社会管理者,“大学之道”使人们格物明理、正心诚意。《大戴礼记》说得好:“夫习与正人居,不能不正也。”当社会上明德向善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人们就“目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视右视,前后皆正人”,就有了良善的社会风气、美好的社会政治。

  鲁国的国君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为政在人”。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内在的深刻意义在于君臣父子各有职责与素养的要求,贵在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他尤其强调“君”的引领作用。比如,要用“君”的素养去履行“君”的责任;用“君”的素养去承负“君”的担当。聚焦中国之治,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无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还是治理能力的落地,为政在人,在于承载中国气质、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新时代奋斗者。

  在新的时代,不仅需要新时代的经济、教育,更需要新时代的政治和国民。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包括物质性满足,还在于发挥人的理性光辉,将“人之所以为人”的高贵因子呈现出来、传承下去。将荣誉感激活,产生责任感;在履行责任的过程中,进一步润泽荣誉感。

  《战国策》云:“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中国,不仅是地域的概念,还是文明的归属,中华民族属于她,通过中国之治来建设她。荣誉与责任体现在对事业的热爱,新时代有气象,新时代也有新挑战,奋斗的征程需要持续向前,没有一躇而就。《易传》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格局,是大业;由此,中国人源源不断生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中国要让满载“荣誉与责任”的思想成为民族之学、国家之教,中国也应将这种学术思想贡献给世界,滋润和构筑新的世界精神。


责任编辑:  李海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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