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可国:儒家勇论与血性人格

2018-07-16 09:33:59 来源:中国孔子网 作者:涂可国
  〔摘要〕当今中国急需深入挖掘和弘扬以儒家勇论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勇德优秀思想文化资源,以作为培养中国人血性人格的精神滋养。儒家大致从不惧、敢为和中道三个方面对勇的涵义作了深刻阐释,同时基于伦理主义的思维定势,认识到勇并不纯粹是善德,它必须借助于其他伦理范畴加以规定,必须具备善良意志和道德品性,这就是勇必须有仁、有义,必须合礼、好学和知耻。先秦儒家虽没有提出“勇德”和“勇气”概念,却在思想体系中阐述了“勇德”“勇气”和“勇力”。儒家还对勇作了明确的等级和类型区分,提出了小人之勇与君子之勇、野蛮之勇与义理之勇,大勇与小勇,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和士君子之勇等类型。当今要塑造知仁勇三者兼备的理想人格,尤其是要培育健全的血性人格,就要批判性地挖掘和继承儒家勇论有益资源和精神滋养。

  〔关键词〕儒家;勇论;血性;人格

  无论从哪方面说,儒家勇论都是值得高度重视和深入挖掘的。首先,自古以来,勇就是一个极为重要而普遍的道德范畴,它并不仅仅像一些学者所认定的那样属于个人私德,而是既是一种个人德性伦理,也是一种社会规范伦理;既是用以调节个人自身的进取型道德,也是籍以处理个人同他人、社会之间关系的协调型道德。其次,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人类的心智就十分推崇勇德。远古氏族社会诚然凸显正直、诚实、节制等品性,但更为推崇刚毅、勇敢,以致拉丁文把勇敢等同于美德。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欲望发展出节制之德,意志表示勇德,而理性则代表智德。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这本被马克思大量引用过的著作中,所描绘的原始人的道德生活图景中与团结、互助并列的就有勇敢。在中华古文明经典《诗经》中出现了“无拳无勇”“敷奏其勇”等提法,《尚书》也提出了“天乃锡王勇智”等命题,《国语?周语》也讲:“勇,文之帅也。”《左传·昭公二十年》云:“知死不辟,勇也。”至今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仍然对一个人表现出来的勇敢品性褒扬有加。再次,原始儒家不但十分重视勇德——提出了智、仁、勇三达道或三达德,据考证,“勇”字在《论语》中出现16次、《孟子》出现15次、《荀子》出现31次,而且立足于不同语境对“勇”进行了精深的探索。历代儒家所言传的、作为单音节字的“勇”包含勇气、勇力、勇敢、勇性、勇毅等多种意蕴,远比当今惯常使用和称赞的、作为双音节词的“勇敢”内涵丰富得多。最后,当代中国由于社会生活的相对优裕、和平环境的长期浸润、后代教养的过分溺爱,导致人们对“勇”和“勇敢”的漠视,导致一些人血性不足,导致许多人懒惰、怕吃苦、不敢承担风险,以致从上到下呼吁革命军人要培育“逢敌亮剑、英勇顽强”的血性虎气坚强意志,具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表明,当今中国急需深入挖掘和弘扬以儒家勇论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勇德优秀思想文化资源,以作为培养中国人勇敢品性的精神滋养。

  孔子、孟子和荀子都对勇做了虽不全面却较为深刻的阐述,奠定了儒家勇论的基本构架。特别是儒家经典《中庸》,不单进一步把勇加以伦理化的改造,明确地将它当做“三达德”之一,还将勇与五伦联结起来,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论说,从而将外在的“道”与主体内在的品性做了区分,使勇上升为用以处理五种人伦关系的三种基本品质之一。然而遗憾的是,秦汉以后的儒家虽在某些方面对勇作了一定的延伸和扩展,但均未脱离先秦儒家勇论的框架,儒家勇论基本上被后世心性论所遮蔽,主要限于一些注解,缺乏创新性发展。特别是宋明理学偏重于强调忠孝节义之类的协调性道德,较为忽视大智大勇、有胆有识、坚忍不拔等进取性勇德。时至今日,一些出于儒学创新发展和提高国民人格素质考量的海内外学者,已然对儒家勇论做了相当的开掘,应当说学术界对儒家“勇”的内涵、特质、地位、类型和意义等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并且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在某些方面阐发的还不够深入,而且存在一些误解、误读。本文将在前贤儒家勇论研究的基础上,力图做进一步新的挖掘,以为如何培育当代中国人的血性人格提供有益的精神文化资源。

  一、勇者不惧:勇的内涵与特质

  儒家特别是先秦孔孟荀未对“勇”作本质规定,或者是未就“勇”是什么给出明确的定义式的说明。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教授潘小慧把“不惧”“知耻”和“耐力”三者视为“勇”的主要特性,实际上是旨在揭示“勇”的内涵,但是这样做不仅不够准确,而且,严格说来,只有“不惧”才是儒家之勇的本质规定之一,而“知耻”和“耐力”应当为“勇”的基础和条件。那么,“勇”到底是什么呢?抑或说“勇”的内涵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勇是一种不畏艰难险阻的气概(“不畏强御”),是一种不怕牺牲的精神。儒家大致从三个方面对勇的涵义作了深刻阐释,这就是不惧、敢为和中道。

  (一)“不惧”。尽管恐惧是人和动物共有的本能,躲避外来的侵袭、伤害有时是为人的自卫、自保所必要的选择方式,但是对于勇来说,就必须克服恐惧心理。许多学者将勇分为行为主体遭遇危险、困难等伦理情境时,行为发生前的“不惧”之勇、行为抉择时的“果断”之勇、行为过程中的“坚毅”之勇以及行为发生后的“知耻”之勇等。然而这显然不够准确,要知道,“不惧”和“知耻”实则贯穿于勇的行动的始终。《论语》两处提及“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一处是《论语?子罕》篇中孔子直截了当地指出了“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但并没有作任何解释;另一处则是《论语?宪问》篇中“夫子自道”的一段话: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这里孔子指明了君子之道包括“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三个方面,而他非常自谦地说自己都难以做到。表面上,孔夫子的自道旨在揭示只要一个人具备知、仁、勇三种君子型优良品质就能够相应表现出不惑、不忧、不惧的行为特质的道理,实则他也定义式地解释了“不惧”正是勇的深刻内涵。

  那么,有勇而不惧什么呢?无非是两方面:一是来自于外在自然界、动物界和人类界的狂风暴雨、敌人的攻击、严刑拷打、生活挫折,等等;二是来自于个体内在的危险、痛苦、疾病和困难。德国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教育家泡尔生指出古希腊哲学家对勇敢做了深刻诠释:“作为与节制相并列的德性,希腊哲学提出了勇敢,并把勇敢看作是一种运用理性意志抵抗痛苦、危险的和恐惧的感觉的能力”这表明,勇敢需要主体既要战胜自己的恐惧感和身心的痛苦,又要运用理性意志抵御外在的各种危险。在儒家看来,真正的勇并非一味地轻生好斗,而是面对艰难险阻大义凛然、直道而行、毫不退缩。孔子周游列国屡次遇险,仍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仍然泰然自若、临危不惧,仍然负义直行,以亲身实践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勇而不惧。他的弟子子张说:“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子张虽然没有明言“见危致命”就是“勇”,可实际上它正是“勇”的本质规定性之一。

  所谓“不惧”,在另外意义上说就是荀子论及的“折而不挠”。《荀子·法行》引述了孔子“以玉为德”的精辟言说:

  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恶!赐!是何言也!夫君子岂多而贱之、少而贵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桡,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诗》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谓也。”

  可见,孔子强调君子之所以“比玉为德”,并不在于玉多么稀少珍贵,而就在于玉具有多种崇高道德品性象征意味,其中它显示出“折而不挠”的勇敢意志品质。这表明,孔子认为所谓“勇”即是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是无论受到多少挫折而决不退缩的刚毅品格。

  荀子不仅重述了孔子“比玉为德”的隐喻,说明了“勇”的不屈不挠特质,还引述了孔子回答子贡有关君子为何“见大水必观焉者”的问题时以水为喻的论说,对“勇”的“不惧”意涵做了进一步阐释。这就是“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 这段话也许不能证明孔子、荀子汲取了老子“上善若水”的智慧,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它辩证地说明水既柔弱又刚强,水能够穿越峡谷、撞击高岸而无任何恐惧,以此彰显了勇敢的品格。

  (二)敢为。作为勇的重要规定,不惧并不是无所顾忌,也不是胆大妄为,犹如荀子所言:

  快快而亡者,怒也;察察而残者,忮也;博而穷者,訾也;清之而俞浊者,口也;豢之而俞瘠者,交也;辩而不说者,争也;直立而不见知者,胜也;廉而不见贵者,刿也;勇而不见惮者,贪也;信而不见敬者,好剸行也。此小人之所务,而君子之所不为也。

  荀子把“勇而不见惮”视同快快而亡者、察察而残者、博而穷者、清之而俞浊者、豢之而俞瘠者、辩而不说者、直立而不见知者、廉而不见贵者一样,认为这些均是小人所为而君子所不为的事情,从而指明了勇既要不惧也要有所惧。

  勇仅有不惧还不够,它只停留在内在的精神层面,还必须将不惧的态度或心理外化为行动层面,既做到不怕危险、不怕困难、不畏避推委,又要勇担责任、果敢行动,以大无畏的气概同疾病、敌人、黑恶势力作斗争,消除一切危险,简言之,要敢作敢为。这就是我们一直推崇的勇敢品行。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这从消极面上反向表明,勇不仅要克服自身的恐惧,战胜个人的巨大痛苦、困难,尽到康德所言及的发展才智、保存生命等个人义务,还要出以公心,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见义勇为,敢于同非正义言行作坚决斗争。

  (三)中道。过与不及均不是勇,而可能是懦弱和鲁莽,这不仅是学术界达成的共识,也是日常生活常识。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阐述了以中道为核心和原则的道德理性,他认为,太多和太少、过与不及都不是美德,只有符合中道的行为才是善的;过度与不及均足以败坏德行,节制、勇敢以及其他的德性也是这样;一个畏首畏尾、退缩不前、永不能应事的人可以变为懦夫,一个无所畏惧、敢冒一切危险的人,则可以变为莽汉;过度与不及都损伤节制和勇敢,惟适度可以保全之。可见,只有做到“中道”,才符合伦理理性:不及是恐惧、胆小,过度则是鲁莽,勇敢则是这两者的中道。泡尔生也指出有“两种行为方式都受到人们指责,前者被谴责为懦弱,后者则被指责为盲目的狂热或莽撞。人所需要的是一种与此不同的行为,这就是勇敢。人的勇敢在于:当面临外界的冲击或死之危险之时,既不盲目地逃走,也不盲目地冲进危险,而是保持镇静,仔细冷静地研究情况,运用头脑来思考和判断,然后果断有力地作出究竟是去抵抗进攻,还是防御退却的决定。因此,审慎构成勇敢的重要部分。”泡尔生提示,勇敢既非懦夫般的逃避也非鲁莽之士的盲目冲动,而是基于理性审视后的大胆决断与选择,是一种不畏危险的、符合中道原则的、不偏不倚的行为品性。儒家一贯推崇中庸之道、中和之道,尽管原始儒家从未明确从“中道”标准出发去界说勇,但实质上暗含了这一意思。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狂者也好,狷者也好,尽管可以作为不得已的选择,却都不符合中道,都有过与不及的问题,因而都不是勇者所为。荀子也讲过“怒不过夺,喜不过予”。虽然他并非直接针对勇而言,但喜怒情绪毕竟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的勇行,故此这段话也表明荀子主张执中而勇、中道而行。

  二、知耻后勇:勇的基础与条件

  儒家不仅阐释了勇的内涵,还揭示了勇所应具备的基础和条件。上述孔子“比玉为德”的观念已经表明,人之所以勇、之所以不惧,就在于有着坚强不屈的意志品质,就在于有耐力、有韧劲。要知道,单纯的勇其自身并不具有合理性,换言之,它自身并不就是纯然善的。这一点,康德就曾作过批判性分析。基于伦理主义的思维定势,早在先秦,孔孟荀儒家就注意到勇并不纯粹是善德,它必须借助于其他伦理范畴加以规定,必须具备善良意志和道德品性。

  (一)合德性:勇须有仁。在孔子看来,仁与勇呈现出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这一方面说明,当一个人具备了仁心、仁性时,他必定蕴含着勇的品性;另一方面说明,一旦遇到需要勇往直前时,他绝不会犹豫退宿、胆小怕事,而是以一颗仁爱之心去面对和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再一方面说明践行仁义之道需要勇德的支撑,勇不失为为仁、达仁、体仁必不可少的途径和条件,正因如此,孔子才说“刚、毅、木、讷近仁”,《中庸》才讲“力行近乎仁”。人类伦理生活实践表明,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一个缺乏利他精神的人,当民族、国家和他人面临困境、风险需要他挺身而出之时,他的选择必定是当逃兵、懦夫而非英雄、勇士。仁与勇两者之间并不完全同一,有时存在一定的分离,对“仁者必有勇”论断决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它并不等于说仁一定归结为勇,因为仁是全德之称,它还统辖和体现为其他众多德目,只是在孔孟儒家那里,人必须葆有和坚持“仁”的勇气,即“当仁,不让于师”,以及作为一个有仁之人在生与死的选择面前要表现出一种大无畏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如果说求生之非勇势必损害仁的话,那么杀身之勇就可以成就仁德。同时,应当明白“仁者必有勇”也不是说做仁爱之事必须时时处处要表现出勇,大多数情况下仁不必勇,像给人让座、公益募捐、救助患者等仁爱行为通常情况下并不需要我们表现出什么勇敢的德性来。

  对孔子所说的“勇者不必有仁”同样要做辩证分析。按理说,真正的勇必然以仁爱精神作支撑,但是恰如下面要详细阐述的,勇有真勇与假勇之分,勇并不纯然是道德的,它可能是非仁的,也就是非善的,抑或就是恶的。孔子说过:“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这是说,如果人既好勇又怨贫,难以安分守己,必定要犯上作乱;而那些不仁不义的小人更易铤而走险,如果对之过于怨恨、逼得太厉害,同样会造成混乱,从而他依据行为主义的后果论揭示了好勇的非合理性。正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所言:“好勇而不安分,则必作乱。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必致乱。二者之心,善恶虽殊,然其生乱则一也。”显而易见,此处生乱之勇并非道德之勇而是冲动之勇、浮夸之勇、鲁莽之勇,一句话是假勇。假勇必定不仁,而真勇必定有仁,故此孔子才说“勇者不必有仁”。

  (二)适宜性:勇须有义。在儒家话语体系中,“义”具有适宜、正当、应当、从公、责任等多种含义,不过最基本的是《中庸》所讲的“适宜”意涵。对儒家来说,如同勇必须符合中庸一样,勇也必须符合义,必须与义保持统一。要知道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勇敢行为,有一个符不符合义的问题,如果背离了义,就会带来非道德后果,因而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勇。围绕勇与义的双向关系,儒家做了多方面的论述。

  一是义勇结合。《论语》载: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君子并不是不尚勇,只是他也尚义;勇敢固然可嘉,但如不用义加以节制,即便是君子也会作乱,小人就会做强盗。由此可见,勇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义”。如果义字当头而行勇,就是一种仁义之师,就是英雄好汉,就是正人君子;如果违背道义,即便再勇,也不过就是劫匪强盗,就是暴君,就是好勇斗狠的愤青,不仅会危及自己,也会危及他人。孔子弟子子路性格爽直,为人勇武,向往镶兵强国,年轻时曾经有着“暴虎冯河”的勇力;子路所表达的志向正是“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后来卫国贵族发生内讧他慷慨赴死,以致孔子赞叹道:“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宋代思想家、文学家苏轼也曾在《荀卿论》一文中称赞子路之勇与子贡之辩、冉有之智难能可贵。但是子路有时鲁莽好斗,因而孔子针对他关于君子是否尚勇的问题教导说既要有勇又要有义;同时针对冉有勇气不足而子路刚毅有余,孔子因材施教,要求子路行事谨慎,向父兄请教之后才去做,而鼓励冉有勇往直前。

  二是见义勇为。孔子讲:“见义不为,非勇也。”其意思是,一个人看到应当做的事而不去做(如见死不救),是一种懦弱的表现,是缺乏勇气的表现。如果见不义而勇为,虽然不能称为一种恶行,却非真正的勇。众所周知,孔子这一句话后来演变成“见义勇为”的成语。毋庸置疑,对“见义不为,非勇也。”不能做绝对化的理解,这不仅是因为有时见义去为不需要勇敢——某些道德场合见义智为、见义巧为更为合理,也是因为义务与能力总是相匹配的,对于那些无能力的人如一些青少年就不能一概要求他们“见义勇为”。但是,假如具备能力却见义不为,尽管也需要承担良心和舆论的谴责等勇气,但那是“非不能”而是“非不为”,是假勇而不是真正的勇,是“非勇”。现实生活中曾经有这样一个事例,2004年3月9日在上海恒丰路桥下南新专线始发站上两个成年男性的被偷者与小偷扭打在一起,几百人围观却无一人报警,在被偷者报警时小偷趁机掏出刀来迅速划伤了他们的手背。之所以如此,固然是因为某些围观者麻木不仁、缺乏义务心,也是因为两位被偷者早在车上就发现小偷行窃却一直视而不见,只是在发现自己钱包被偷后才追小偷。可见,被偷者并不是缺乏勇气,只是他们缺乏仁爱之心、缺乏责任心而过于自私自利,以至于“见义而不为”。

  三是权变而勇。儒家历来讲究“通权达变”,孔子主张“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儒家之“义”不仅有时宜、地宜性的问题,也有事宜、情宜性的问题。就勇而言,儒家倡导以义为准绳来确定其取舍和评价标准,主张当勇则勇、不当勇就不勇。《左传·昭公二十年》有言:“知死不辟,勇也。”孔子则是既讲“勇者不惧”又强调在特定处境下“临事而惧”:“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孟子对死与勇的关系有着独特而令人回味的认知:“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本来,孟子基于人有“恻隐之心”之类的仁端,必定倡导人应当“舍生取义”、不惧怕死亡。而且,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得格尔所说的“去就死”还是绝大数人追求的不死,特殊情景下都需要勇气。但是孟子为什么讲“死伤勇”呢?大概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孟子是一个唯义主义者,对他来说,面对死亡必须看是否合义再作出选择,如果“可以死,可以无死”表示死并非必要,也不一定符合义,如果还是执意去求死赴死,反而会伤害勇德。可见,贪生怕死固然应当谴责,不怕死固然体现了勇气精神,但并不是一切死都属于值得倡导的勇,一般说来只有英勇就义、正义牺牲,只有出于家国情怀的社会责任感去就死,才是大勇、真勇。

  (三)规范性:勇须合礼。孔子曾经提出了“四恶”说: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这里孔子把“恶勇而无礼”作为“四恶”之一加以否定,而子贡所恶直指“不孙以为勇”——不谦逊却还自以为勇敢。无独有偶,荀子也创设了君子“三恶”说,此即“疏知而不法,察辨而操辟,勇果而亡礼,君子之所憎恶也。”在讲到“成人”人格的基本品质要素时,孔子指出:“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可见,对孔子而言,仅有卞庄子之“勇”尚不足以称为成人,还必须加上礼乐的修饰;只有知、不欲、勇、艺和礼乐兼备,才算是一个健全的、完美的人。

  孔子和荀子为什么厌弃和反对“勇而无礼”呢?为什么勇必须合礼合规呢?显然,这与儒家一贯重礼息息相关。儒家礼学不仅揭示了礼包括礼制、礼规、礼节、礼数、礼容、礼仪等丰富内容,提出了隆礼、知礼、学礼、依礼、尊礼、循礼等各种行为要求,还深刻阐明了礼具有文饰、约束、调节、教育等各种功能。正是由于认识到礼具有调控人的行为、为人的角色进行定位的作用,孔子才从重礼角度强调“勇而无礼则乱”。假如说此处的“礼”是指法律法规的话,那么那些在以身试法、违法乱纪的杀人越货中表现出来的所谓勇,必定造成行为混乱,从而不仅为人所唾弃而且会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假如说此处的“礼”是指习俗、礼节、礼仪的话,那么那些在肆意谩骂、任性侮辱、打架斗殴中所呈现出来的所谓勇,也会因其破坏社会秩序而为人所不齿。这一点,荀子礼学在从多种角度阐述礼的维序功能时做了进一步阐释。荀子指出:“不法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治民不以礼,动斯陷矣”。正是出于由礼则治通、违礼必生乱的考虑,所以荀子才强调君子厌恶“勇果而亡礼”的行为。由此可见,不能为勇而勇,更不能逞勇,而要依据礼或规范加以衡量、加以约束。